走进精神科医生的精神生活

走进精神科医生的精神生活
本刊记者：张瑜

在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当中，有这么特殊的一群，他们在默默奉献的同时，也在默默忍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不仅仅是来自自身的工作压力、来自病人的“无意伤害”，更是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而这一切不是因为他们地医术不够精湛，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和蔼可亲，而是因为他们是“精神科医生”。

“精神”之困
提到精神科医生，人们总是“另眼相看”，这是广大精神卫生工作者们颇为苦恼的一件事情。
精神病人受到社会歧视，病人家属也会跟着遭受歧视。这种歧视像一条无限延伸的线，精神科医生也受牵连。所以，精神科医生不仅要承受来自病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还需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
在医学院校里，很少有人主动选择精神卫生系。
“我绝对不会选择做精神科的医生，那样我会有一种特殊的‘自卑感’，因为社会上很多人对精神科医生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我承受不了这样的舆论压力。我的父母也不会同意我选择精神科医生的职业，他们也承受不了这样的舆论压力。”一位医学院的学生这样对记者说。
“很多人问我，精神科医生老跟‘精神不正常的人’打交道会不会压力很大？其实，病人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压力，我们的压力源于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获得今年中国医师协会十大杰出精神科医师奖之一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张明园教授坦言，“当年我的父母不敢告诉别人我是精神科医师，直到今天人们对精神科医生依然有歧视。”
张教授从医50载，回首往事，有一件小事总让他难以释怀，“我记得刚工作时，我的父母总告诉别人我是在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事实上，我是在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工作。”
“连同行都不理解我们，可见世俗的偏见有多可怕，”厦门市仙岳医院心理科主治医师刘发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感叹说，以前逢年过节，卫生系统举行文艺演出，每当主持人报幕“下一个节目，表演单位，仙岳医院”（福建省著名的精神病医院之一）时，台下就哄堂大笑。仙岳医院中年龄稍大一点的职工对这种情形记忆犹新。置身其中，我们脸上火辣辣地痛，而最痛的，是心里！
面对如此这般的社会歧视，我们的精神科医生困惑了，他们想问：“你们对我们到底了解多少？”

不理解源于不了解
“对精神疾病及精神卫生工作者的了解不够是给精神科工作人员带来困扰的最主要的原因，”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的崔勇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精神卫生问题，认识和正视这些问题，积极寻求心理支持、救助，是预防精神疾病、维护精神健康的可行方法。但是，目前由于精神卫生知识尚不普及，宣传力度不够，大多数人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对精神疾病患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同时带来了对精神工作者的偏见与歧视。这些偏见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弥漫在社会文化的角角落落，影响着我们日常的判断和行为，它像是一副有色眼镜，把精神科的医师们打入了另类。
精神科医师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会遇到不同于其它医务人员的艰辛和无奈，他们的付出比其他专业的医生要多。其他科室的医生在门诊诊疗一个病人可能只需要5～10分钟的时间，而对于精神科的医生们来说就不一样了，可能需要20～4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精神科医生不仅要问患者病史，还要从监护人和知情者那里了解患者的表现；不仅给患者做体格检查，而且还要做精神检查。精神科医生不仅关心患者的治疗情况，还要了解患者的饮食、睡眠以及其社会功能情况。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重性精神病患者在一起，甚至需要和护士一起巡视患者进餐，因为有些患者经常在精神症状支配下拒绝进食，有些患者由于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还会出现噎食的情况。
关于精神科医生的风险可能大家都能够了解，还有一种情况很少人能够体会到，在给重性精神病人实施治疗时，医生得到的不是象其他科室的医生一样应该得到尊重，而是病人的不配合、不领情，甚至是打骂。这是因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往往没有“自知力”，也就是说患者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病，对医生的治疗充满敌意。
笔者在收集资料时发现，有关精神科医生的新闻大多是类似于“精神科医生的悲哀”、“勇做精神科医生”等方面的报道，“这在无形之中宣传了精神科医生职业的风险性和负面效应，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崔主任说，“媒体不能只宣传精神疾病的危险因素，应当客观看待这个问题，相比之下，媒体更应该多宣传一些精神疾病及其治疗的相关知识，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了解到心里的疾病和躯体的疾病是一样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重要。要知道，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精神疾病已经不像人们想象那样可怕，只要掌握了科学的规律和治疗方法，有些疾病可以完全治愈，有些疾病早期治疗将达到良好的效果，完全可以将危害性减少到最小。因此，各类人群都需要提高对精神疾病的认识，社会和媒体应该着力加强这方面的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

渴望深层关注
“其实我们更需要帮助，我们的痛苦和社会压力远远要比一个综合科医生大的多。社会啊你们举起手来，抬起你们的眼睛给精神科医生点关怀吧，不要再歧视我们的医生，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在博客里的自白，也是所有的精神科医生的共同渴望。
“当务之急是提高社会对精神卫生工作的关注，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促进大众对精神疾病的理解，消除对精神病患者及精神科医师的偏见与歧视。”崔主任说。
首先要让人们接受精神病人，然后才能接受精神病医生。在人们的印象中，精神病人大多都是疯子，神情呆滞，举止异常，不可理喻。只因有了一顶不易去掉的“精神病”帽子，人们不敢接近精神病人，准确说是不愿接近。殊不知，精神病人同其它疾病一样是一种功能性障碍，完全可以治愈。这项工作的完成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社会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接纳本身就是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的一个环节，精神科医生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心灵修复”的工程，应该得到的是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歧视和嘲讽。
其次与同行业的其它医生相比，精神科医生收入偏低也是人们对这个职业不以为然的重要因素。崔主任感叹道：“精神科医生的工作量大、危险性高，相对而言其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鉴于精神卫生工作的艰巨性和高危险性，需要我们政府的关注增加投入，稳定精神科专业队伍。这不仅关系到精神科医生的应得利益，而且关系到我国精神卫生事业能否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卫生服务需求。
再者就是精神科医生的权益保障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呼吁要加强精神卫生立法，保护精神病患者权益，这一点固然很重要，但同时也不要忘了，“国内两万多名精神科医师也可以说是个弱势群体，他们的待遇比较低，工作环境较差，社会地位也不高”，因此精神科医生也需要这样一部法规的保护。“在诊治精神病人的过程中，精神科医生被失去自控能力的患者伤害的事情屡见不鲜，医生受到伤害后的治疗费用谁来承担？在对精神病人实施治疗时，他们在何种情况下能采用强制手段？这些都非常需要《精神卫生法》来予以规范。”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教授臧德馨看来，这样一部法规的诞生是非常重要事情。
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社会矛盾的增多，各种精神疾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而我国精神卫生资源却相对缺乏，精神科医师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面对人少任务重的压力，他们更加渴望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深层关注，那些对精神科医生“冷嘲热讽”的人们，你们意识到了吗？